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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一人以存天下,道德困境与道德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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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一人以存天下,道德困境与道德人格

        刚看到《天空之眼》的剧情介绍时,感觉这无非是一部电影版的电车难题而已。但震撼的观影过程改变了我原初的想法。该片并没有流于简单版本的电车难题所呈现的道德困境表面,而是深入到了处于道德困境中的人背后复杂的心理机制之中。要做到这一点,没有扎实的叙事能力做基础是不可能实现的。所幸的是,本片导演具备这样的能力。
        从整体的故事情节来看,影片无非是把传统的电车难题放到了当代反恐战争的背景中去,其主题也就是一般的道德哲学所说的义务论与功利主义之争。如果遵从义务论的原则,那么影片中的决策者就应该放弃空袭,而反之则应继续空袭,以牺牲一个小女孩生命的方式避免恐怖分子的炸弹在闹市区爆炸(在这里,小女孩在轰炸中丧生的概率究竟大于还是小于百分之五十是无关紧要的)。但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终究只是标签而已,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本片出彩的地方在于其对于道德困境中的人的心理机制的探究,而非对于两种道德观念之争表面化的呈现。在本文中,我主要探讨影片的两个最具代表性的角色,一个Katherine Powell上校,另一个是参加了决策会议的Angela Northman(这一角色的身份并不完全清楚,但我估计应该是首相的代表之类的角色)。前者力主轰炸,(至少从表面上)代表的是功利主义的道德观,而后者力主撤军,是义务论的代表。
        在正式展开讨论之前,我想先做一个引子,岔开话题更一般地谈一谈电车难题。道德哲学中的电车难题最早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其后便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相关文献汗牛充栋,甚至有哲学家专门发明了trolleyology(trolley意为电车)来指代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问题的讨论仅仅限于狭义的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范围内。不过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哲学与相关自然科学的结合,电车难题也引起了道德心理学家以及更新锐的哲学家们的关注,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哈佛大学哲学系、心理学及神经科学系的教授Joshua Greene。笔者对Katherine和Angela两个人物的讨论也将围绕Greene的理论展开。Greene将自己定义为毫无保留的功利主义者,但与传统功利主义哲学家不同,Greene并不关心如何完善和更精确地表述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即最大幸福原则。相反,他关注的是功利主义的义务论的道德判断背后的神经心理机制并进而提出了他所谓的dual process theory。根据这一理论,人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是由两套机制控制的,就好像照相机的自动和手动模式。其中自动模式控制的是义务论的道德判断,而手动模式控制的是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为证明自己的假设,他还进行了大量的神经科学实验。实验过程并不复杂,他向被试提供各种版本的电车难题让其进行道德判断(亦即,救一个人还是救五个人),同时用fMRI技术对被试的大脑进行扫描。结果他发现做出义务论判断的受试者被激活的往往是掌管情绪的大脑区域,而做出功利主义判断的被使者激活的则是负责推理和思考的大脑区域。基于这一实验结果,Greene认为在道德选择中做出义务论判断的人只是基于个人情感做出判断,而根本没有进行moral reasoning。相反,他认为功利主义者做出的判断则是基于理性考量的结果。因此Greene也认为功利主义相比于义务论是一种更为合理的道德哲学。不过Greene也并没有完全摒弃义务论道德判断的作用,但他认为,与照相机的自动模式相对应,义务论只适用于在熟悉的,曾多次经历过的道德情境下进行道德抉择,而功利主义则有着更为广泛的适用范围,包括像电车难题这样复杂且陌生的情境。
        那么Greene的理论与《天空之眼》这部影片有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这一理论恰好说明了Katherine和Angela在作出相应选择时所对应的心理机制。当Katherine在进行决策时,她始终是在对小女孩的生命与潜在的七八十个无辜个体的生命之间的价值进行权衡,而通过简单的功利主义计算,后者显然要比前者分量重,因此她也力主进行轰炸。而反观Angela,她自始至终没有对自己的判断提出任何符合义务论原则的辩护。指的注意的是,Angela并非没有对反对轰炸这一判断做出辩护,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Angela给出的理由竟然也是功利主义(或更广义来讲,后果主义)的。她给出的理由有两条,虽然这两条辩护是在一起提出的,其一,如果进行轰炸,小女孩丧生,那么伊斯兰极端势力将赢得宣传上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恐怖分子的计划被挫败,反恐国家在道德上被置于了不利的境地,从而会潜在地导致更多的人称为伊斯兰极端主义者。Angela的另一条辩护是在受到首相施压是提出的,首相担心如果不进行空袭而使恐怖分子的计划得逞,那么他就会难以向本国国民交待。而Angel的回应则认为如果进行空袭导致小女孩丧生,那么首相的处境将更为不利,因为他的决定导致了一名无辜女童的死亡。
        但是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Angela虽然提出了两条不应该进行空袭理由,但纵观全片,我们有理由认为,她给出的这两点理由并非是驱使她做出不应该空袭这一判断的原因。这两点理由只是她为说服其他决策者而提出的。真正驱使她反对空袭的是她对小女孩的同情。而同情,根据Greene的理论,恰恰是义务论道德判断所赖以维系的基础。也就是说,Angela所做出的判断完全是受情绪左右,而非道德思考的结果。也正因如此,有很多观众痛斥Angela为圣母婊。
        读到这里,相信读者一定以为笔者赞同Greene的功利主义吧。如果是这样,那么恭喜你,你基本上是对的,笔者的确倾向于功利主义。但是,我在这里还是想说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笔者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功利主义,但笔者却并不赞同Greene的判断。说到这里,笔者还想再介绍另一位道德心理学家,牛津大学以色列籍哲学家Guy Kahane的观点,他也是Greene最重要的反对者之一。上文提到,Greene认为在电车难题中做出功利主义选择的受试者是经过道德思考的结果。对此,Kahane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尽管这些受试者做出了符合功利主义原则的判断,但他们做出这一判断却并非因为他们接受功利主义的道德原则,而是因为其他一些原因。如果一个人是功利主义者,那么在适当的情境下,他或她也应当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以换取集体的更大利益。而Kahane认为这些做出貌似功利主义判断的受试者很可能并不会这样做。为证明他的假设,Kahane设计了另一套实验。与Greene的实验相同,他也首先让受试者在各种情境的电车难题下进行选择,但对那些做出了功利主义判断的受试者,他又增加了另一项测试,让这些受试者在其他一些情境下进行选择,包括一些做出功利主义选择会牺牲自己利益的情境,之后在这些受试者不知情的情况下,Kahane还让他们接受了通用的psychopath(精神变态)指数的测试。结果Kahane发现,在电车难题中做出功利主义判断的受试者并没有在其他的道德情境下相应地做出功利主义的选择,而且这些受试者通常还与较高的psychopathy指数相关。通过进一步的fMRI扫描,他还发现很多做出功利主义选择的受试者的大脑杏仁体(大脑中负责情绪、同情心的区域)都无法正常运行。由此,Kahane认为,在电车难题中做出功利主义选择的受试者,他们的功利主义判断并非是基于功利主义的道德原则,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做出貌似功利主义的选择只是因为他们不具备健全的道德人格,缺乏同情心,漠视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在面临类似电车难题的道德困境时,对生命的价值进行简单的数学计算也就成为了他们的首选,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这就是最简单、最省事的方法。
        当然,Kahane的研究并非是对Greene研究的全盘否定。因为他的研究只说明了相当一部分在电车难题中作出功利主义选择的受试者不具有健全的道德人格,但并没有排除其他一些受试者的确是经过缜密的道德思考才做出的功利主义选择。影片中的Katherine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在影片中,虽然Katherine力主对恐怖分子的藏匿之地进行空袭,但从全片来看,她并非是一名冷血无情的军人。我们注意到,在影片的开始部分,她甚至对被她吵醒的宠物狗说了抱歉。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人是缺乏同情心、甚至漠视生命的。由此可以想见,在下达空袭命令的那一瞬间她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挣扎。虽然她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她内心的煎熬却并不会因此而减少。这样的人是真正具备健全的道德人格的。那么影片中的Angela呢?她是否真像一些观众咬牙切齿地所认为的那样是圣母婊呢?我认为也并非如此,她只是在面对一个不熟悉的道德情境时理智被情绪所左右。试想一下,究竟是Angela这样的“圣母婊”更可怕呢?还是一个因为冷血,缺乏同情心,漠视生命而做出功利主义判断的psychopath更可怕呢?至少笔者认为是后者。
        笔者看完影片后看到本片的豆瓣评分只有8.1分,虽然也算是高分了,但相较于影片本身的质量,笔者还是觉得8.1分偏低了。于是笔者就专程查阅了一些对本片的负面评论,以试图对本篇做出辩护,不过却发现这些评论大多都大同小异。有观众认为这部影片无非是在为西方所谓的人道主义背书而已。虽然笔者自认为是人道主义者,但笔者不想在人道主义的和理性上深究。不过笔者不明白的是这位观众是如何从影片中看出导演是在为西方人道主义背书的。因为在笔者看来,导演完全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呈现一个甚至于人性之中的道德困境,而并没有站在任何一个立场上的,况且这一道境也并非是西方独有的。还有观众认为本片不够写实,因为在真实的战争中根本没人会关心一个小女孩的生命。对于这一评论,笔者不清楚这位观众是从规范性还是描述性性的角度展开的,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位观众的意思就是说在战争中我们不应该关心一个小女孩的生命。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很担心这位观众很可能会有很高的psychopath指数。如果是后者,笔者认为的确如此,本片的确没有反映反恐战争的真实情况,不过那又如何呢,本片本来就不是一部反恐纪录片,反恐战争只是导演用来呈现道德难题的背景而已,而从导演和编剧呈现这一困境的深度来看,本片应该是出类拔萃的。
        道德困境之所以为困境,并非因为没有正确答案。比如在最简单版本的电车难题中,笔者认为功利主义的选择就是正确的,但困境之所以为困境,就在于即使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也并不能就因此减轻一丝一毫道德上的负罪感。而这也是任何一个具有健全道德人格的人在一定情境下所不得不承受的结果。恐怕这就是《天空之眼》的导演和编剧想要向我们传递的信息吧。

许多人都曾听说过一个叫作“电车难题”的思想实验。

电车难题是道德哲学领域最为著名的思想实验之一:

人最难的是面对自己的内心、直视自己的行为,任何不敢直面真相的行为归根结底都是懦弱。
比如面对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电车难题”:假如你是那个电车司机,行驶途中突然发现前方铁轨上绑着5个人,而你的刹车失灵了,前方还有一条岔路,可岔路上也绑着1个人。你怎么选择?是撞死5个人还是撞死1个人?
又比如:你只要杀1个人,就能拯救80个人的生命甚至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你会扣下扳机吗?这样的问题,你敢回答吗?
这就是奥斯卡影后海伦•米伦和“斯内普教授”艾伦•里克曼主演的英国反恐电影《天空之眼》所遭遇的伦理困局,同样也挑战着观众的道德观。
英美两国反恐情报组织锁定了正在索马里集会的已寻找了6年的恐怖分子头目及其招募的“人肉炸弹”,决定用无人机发动一场斩首行动。但在千钧一发之时,一个与恐怖分子毗邻而居的无辜小女孩进入射程内摆摊卖饼,这枚导弹该不该发射?如果发动空袭,小女孩势必难逃一死。
时间在一秒一秒的流逝,形势越来越严峻,恐怖分子已经开始录制人肉炸弹自杀视频,若放任不管,则不知何处将有多少人会在恐怖袭击中遇难;若实施打击,则小女孩难逃一死。
政客、军官、一线反恐士兵和观众此时的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揪紧,一起陷入了这个“电车难题”中煎熬着、辩论着。
将军和上校坚决主张轰炸,友军美国国务卿主张立即打击;女政治顾问坚决主张不打;检察长、外交部长犹豫不决;无人机操作员面对良心的谴责则用权限驳回空袭命令。而处于“上帝视角”的观众们内心,下意识应该有出自本能、利己的选择。
比如:有一向逃避道德困境拒绝选择的鸵鸟主义,其辩解依据是真实战争中高层的决策没时间也不可能考虑平民,根本就不承认这种道德困境的存在,反而会讥讽电影所宣扬的伪善价值观。
也有一向嫉恶如仇的强硬派,若此时将他们与那群积极推卸责任的官员互换位置时,未必会有胆量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一个合理合法的依据,军官关注的是反恐任务即将达成,政客考虑的是如何规避舆情的责难,即使女政治顾问的不选择,看似保全了小女孩,却漠视了潜在的牺牲,“我会用可能的80条性命来换取这个小女孩活着,如果恐怖袭击发生了,那也是恐怖分子干的”, “如果我们发射了导弹,他们就赢了宣传战”,“如果他们袭击了购物中心,我们就赢了宣传战”。她的行为逻辑,看出她并非认为这个小女孩重要而另外80个人不重要,她要的不过是把这个伦理困境推给别人解放自己。
面对此类电车难题时,一味牺牲少数、追求群体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会从各维度加以辩解,而最终将走向抹杀人权之路。然而康德的道义论也无法给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法,二选一,选或不选事态都会有一个结果,你选择让小女孩被炸死,或是不选择任由恐怖袭击发生?
这就是打击恐怖主义的现实,不管怎么选都是错,不管怎么选都没错。
这种两难是永恒的,选择却是必须的,沉重的,虽然电影做了决定,那也只是为这个行为的给出的理由,而不是这个道德困境的答案。
而你我的选择,也不过是出自各自的立场。
仅仅一个道德悖论,已经让没有常规反恐戏常有的如飞车追逐、枪林弹雨、短兵肉搏的《天空之眼》,在戏剧张力和思想深度上完胜同类大片。

© 本文版权归作者  E.H.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然而问题在于,那个疯子在另一个电车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
考虑以上状况,你是否应该拉杆?

假设你是一位电车驾驶员,轨道前有5人,电车正向他们碾去;你可以选择变道,这样会碾死另一道的1人。请问你的选择是什么?(情景1)

© 本文版权归作者  入夜的荷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对于这个实验,绝大多数的受访者都赞同拉动拉杆,即:选择牺牲一人的生命来拯救另外的五个人。

图片 1

如果你觉得这个思想实验的设计痕迹过重,不妨看看《天空之眼》,这部电影把这个问题更具象、更全景地抛到了我们面前。

What's your choice?

英国军方奉命抓捕肯尼亚境内的恐怖分子,当行动负责人鲍威尔了解到这个恐怖组织将进行一项自杀性恐怖袭击时。她当机立断将抓捕任务改为刺杀任务,准备通过无人机发射“狱火”导弹消灭恐怖分子。可正当他们将要按下发射按钮时,一名9岁的小女孩进入了“狱火”的攻击范围。

直觉上看,大多数人应该会选择撞死那一个人吧,原因十分简单:5>1,5个人的生命价值总是比1个人大。笔者同样也认为这个选择完全正确。以下是对一些认为应该撞死5个人的意见的回复与反驳。

如果按照计划发射导弹,恐怖分子将会被剿灭,但是小女孩也有很大的几率被炸死。

1.

如果中止计划,小女孩将幸免于难,但是恐怖分子极有可能潜入人流密集的商场,发动自杀式袭击,造成近百人伤亡。

在这个事件中,火车原本就要朝那五个人的方向开,而另一轨道上的那个人原本是无关的人,如果一定要有人死去,那只能按照事情本来的发生轨迹去走,而不是人为的改变。因为没有完全正当的理由足以支撑我们做出改变轨道的决定。如果他不变轨,那五个人的死是事情原本要发展的,因为他们在火车原定的道路上,火车不能刹车,这是无法改变的,只能说这五个人运气不好。如果司机人为变轨,这是剥夺了一个本来不在事件内的无辜人的生命,这是谋杀。

假如你是负责投弹的无人机驾驶员,你会不会选择按下这个按钮?

答:首先,这段表述钦定了一个前提,但这个前提是错误的:5个人是注定应该死的,而1个人是注定不应该死的。

这部电影,看起来就像是“电车难题”的荧幕呈现,然而仅仅一个“点子”是支撑不起整个剧本的,电影比起思想实验更能打动观众的地方就在于:

事实上,根本就没有“注定”这种说法:该表述试图想说明不能以人为行动改变既定结果。可是,为什么死5个人就是道德应得的,死1个就不是?人的行为与结果本身就是互相影响的,何来“原本无关”一说?5人与1人都是在轨道上,违反规则的程度是相同的,毫无区别,难道决定碾死这5人仅仅是因为5人在电车的原定轨道上吗?如果仅仅是这个原因的话,与“道德应得”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吗?似乎毫无关联吧。

在《天空之眼》中,道德困境的参与各方不再只是一个虚拟的象征物,而是身份悬殊、性格迥异的实实在在的人。

简直毫无说服力。

甚至电影引入的讨论也不仅仅是关乎道德层面,而且还对于英国的政治制度、官僚生态以及外交关系等都进行了隐晦的讽刺。

图片 2

尽管如此,影片中更核心的问题仍然是关于道德形而上的。涉及的主要矛盾便是道德哲学的结果论和目的论之争。

请问,上图与情景1有何区别?

结果论者以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为代表,义务论者以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为代表。

2.

边沁认为:人类的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若每个人都追求自身的快乐,则人类能够且必须做出“达到最大善”的行为。所谓最大善的计算则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相同份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仅是“负的快乐”。

五个人的生命与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是同等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无穷大的价值,无穷大乘以任何数都是无穷大、生命的价值不能单纯地乘以数量。以数量多寡来论价值的大小是多数人的暴政。

当牺牲少数人的“快乐”能够成全多数人的“快乐”时,则这一牺牲是有价值的。


若应用到“电车难题”以及“《天空之眼》”中,则可解释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多数人的性命比少数人的性命有价值。因而,扳动拉杆(发射导弹)是道德的。

答:对生命的定义是错误的。一个人的生命只对于自己是无穷大的,而对于社会,即他方,价值是一个有限的常数。

但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者看来,道德原则却是基于义务而非结果的。

该段推论只对于参与者(被撞的1人或被撞的5人)是有效的;而我们站的是司机,即不参与者,不应站在参与者的立场,而是第三方的立场;再者说,即使承认了1人的价值与5人等同,凭什么就要牺牲5人救1人而不是牺牲1人救5人?——同一逻辑得出了两个自相矛盾的结论。**

“义务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意图的实现,而在于该行为所遵循的准则。”

不得不说,这种主观的结论简直毫无意义。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写到:

3.

“仅依据你能同时意欲它成为一项普遍法则的那项准则而行动”
“为什么不能扳动拉杆?为什么不能按下按钮?”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他人的生命,除非自愿;电车司机没有权力为了救五人牺牲一人。

因为不论是扳动拉杆还是按下按钮,不论你的意图是什么,你都明白:行为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一个无辜的人死亡,这本质上是一种“杀人”行为。而“杀人”是无法成为一项普遍法则的准则的。

**

有趣的是,有人亦曾针对康德的道德哲学,进行了一项思想实践。

答:同理,电车司机没有权力为了救一人牺牲五人。**

有人曾问康德:“如果你的朋友被人追杀,杀手问你关于朋友的藏身地方,你会说谎吗?(假定说谎不会有任何惩罚)。”

既然该逻辑称多数人的价值与少数人相同,凭什么要为了少数人牺牲多数人?

如果你说谎,你就救了一名朋友。如果你不说谎,你就间接害死了他。这个问题的答案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自相矛盾,不值一驳。

结果康德很自然地回答:“我不会说谎。”

电车难题还有几个变种,以下一一列举。

他的回答是与其道德哲学观相符的,在此情境之中的他,并非一个卑劣的告密者,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道德义务论者。

假设你站在桥上,桥边有一个胖子,将胖子推下桥5人就可以获救,是否应当推下胖子?(情景2)

所谓义务,即:“诚实是一项义务,不论诚实的代价有多高,都不应背弃这项准则。”

图片 3

理解了这种观点,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人不会去扳动拉杆。他们并非害怕承担“杀人”的责任,而是坚持履行“不杀人”的义务。

假设另1人所在的轨道是废弃轨道而不是正常轨道呢?(情景3)

但是这种观点,毕竟在大多数人看来都太迂腐,充满了学究气,所以在大多数人看来,“扳动拉杆”的对立行为的解释其实是不太让人信服的。

图片 4

而在《天空之眼》中,由于电影的艺术加工,选择不去“扳动拉杆”的理由则充分了许多。


因为“价值较轻”的一方——那个小女孩是具体的、实在的,她是以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出现在荧幕上的


图片 5

本质上讲,情景2与情景3是一样的。在违反规则的大多数(轨道上的5人)与并未违反规则的少数(桥上的胖子,废弃轨道上的人)做出选择。而令人奇怪的是发生了:在案例1中,绝大多数人选择救下少数;在案例2中,绝大多数人认为推下胖子是不正确的,牺牲多数;而在与案例3中,又有人选择牺牲废弃轨道上的1人。

而“价值较重”的一方——商场里的八十条人命却仅仅是作为一个数字为观众所知的。这个时候,观众就很难再像面对“电车难题”一样,作出牺牲少数,拯救多数的决定了。

为什么呢?

纯粹的理性判断是不存在的、严格的指导原则也是不存在的,人类终究还是被感情支配的动物。是否扳动拉杆,大多数时候都并非取决于你遵循的价值观念,而是这个问题的描述方式以及你感受到的情感状态。

笔者想要在此处引入一个非常重要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一言以蔽之,功利主义追求的是“快乐最大化”。对于功利主义的论证可以参考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此处不再赘述。

这部电影也是一样,它不可能进行很深层次的探讨、不可能得出一个完美的答案,甚至连半点心灵上的慰籍都给不了。

将功利主义带入到三个情景中,似乎在所有情况下都应该牺牲少数人而拯救多数人。然而这么做是有漏洞的:举例情景3,如果撞死了那个在废弃轨道上的人,导致的后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只要人数足够大,火车也不敢撞我们”,从而使得规则缺失,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混乱。长期来看,所谓的“功利主义”其实是不符合功利主义原则的。

它的最大社会功用,就是让我们认清这个虚构案例背后的现实意义。困境背后站着的不同理念,究竟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生活当中的诸多决策。

因此,不同的功利主义学派开始分道扬镳了。上一段的“功利主义”事实上是情境功利主义,即在单一情境下的行为是否能够促进快乐最大化;而另一种功利主义,即普遍功利主义(规则功利主义),则讨论在某一情境下的行为所代表的的道德律,或普遍道德原则,能否使快乐最大化,算作是情境功利主义的发展改进。

那么,对于《天空之眼》中涉及的道德困境,我个人人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尝试运用规则功利主义分析电车困境。在情景1中,无论选择,受害人都破坏了规则,因此单纯地从功利主义考虑即可;但在情景2与情景3中,“规则”的价值是大于破坏规则的5人的生命价值的,因此应该牺牲5人。

实际行动是一回事,道德标准是另一回事。真正的英雄会按下导弹发射按钮,勇敢地去做一件明知是错的事。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也不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开脱。

不过在规则功利主义的学说中,规则的价值并非无限:例如只有虐杀一个小女孩才可以保全全人类时,规则功利主义会选择杀死小女孩,因为全人类的价值是大于“尊重人权”的规则的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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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功利主义已经完美地解释了这个问题,然而真的如此吗?其实不然,还有康德的义务论等其他道德论质疑功利主义。笔者会另写一篇文章讨论功利主义之正确性,必要性与其一些特性,并将其与其他伦理学说相比较。欢迎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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